“苦行僧”卢安克
董月玲
一个德国青年，为了帮助中国发展教育事业，不计任何报酬，到最偏远、最落后的少数民族山村，以一人之力，做中国教育最需要但没有多少人做的事。
卢安克是德国人，1968年出生在汉堡，是一对双胞胎中的弟弟。中学毕业后做过帆船厂的工人、帆船教练，当过兵，后进汉堡美术学院读工业设计。他头回到中国是旅游，后来到东南大学和中国学生一起生活，因想跟中国学生同住，又转往广西的农业大学。
1997年卢安克在南宁的一所残疾人学校义务教德文，结果因没办下“就业证”，被公安局罚了3000块钱；1999年他又从德国回到广西，跑到河池地区的一所县中学当初中老师，因不能提高学生的考试分数，家长们有意见，学校把他开除了。
为了能在这些贫困学校免费当老师，卢安克1999年成立了个办事处。办事处是广西外经贸委批的，教育局管不了他，他去的学校也没有权利聘请外籍老师，不过他有合法从事教育工作的权利，他藉此从事做教育实践研究。
2001年7月，卢安克把他的办事处搬到了广西东兰县坡拉乡建开村林广屯广拉队，这是一个不通电话、不通公路，村民只会说壮语的偏僻小山村。村里只有150口人。
山民们的生活异常困难，一年四季只吃青菜，有时连青菜也没得吃了，就吃红薯、吃红薯叶、野菜。竹笋刚出来时，会连着几个星期都吃竹笋。其它东西出来，就吃其他的，几个星期之内都不换。
山民们的语言中没有“老师”、“学生”、“学校”“变化、改变”等词。他们不按时睡觉，以喝酒的方式表示朋友关系，因此有人天天喝醉。那儿小孩的头，天天都被无聊的人打。而小孩子，早已接受了这种没有道理的生活，习惯了被打。当看见卢安克不打人时，当地小孩子觉很奇怪，问：“你为什么不打人？”“你个子那么高，你应该喜欢打人。”
但山里人对这位外国人很友善。他们叫卢安克“好东西”。他从外面走小山路回来时，经常有人不让他回家，要求他这个‘好东西’一定先去他家吃饭。
村里人特别爱热闹，很怕“闷”，而且也怕他“闷”。由于怕闷，这里的人喜欢在家里搞得四处不安。学生在作文中说，他们最喜欢这种乱的气氛。村民随时可以走进卢安克的房里，把他的东西和工作也搞乱。
看见他一个人在山上或野地里边欣赏大自然的安静，边写书，老乡就以为他很闷，过来跟他聊天，“帮”他解闷。村民常走进课堂，对卢安克说有很重要的事，叫他马上停课去帮忙。他跟去了，发现只不过是些大吃大喝的事。因此，开始的时候他几乎不能正常工作。
卢安克认为，人类的发展，最早是没有个人的，就是说有个人的身体，但没有个人的思想、意识，人都是依赖环境、依赖团体的。这里的人现在还是这个样子。如果问一个学生你想怎样？他就无法回答。他们全都靠环境，环境是怎样的他们就怎样，不相信能有任何改变。
这里有50％的小孩不能上初中。卢安克开始在县里的中学带的那个初中班，也是每隔几周就会少几个学生。特别是到了期考，一些人什么都没说就突然不见了。学生上学的目的是中考，如果中考每门课不能超过90分就上不了高中。他自己试过填写2001年的中考英文试卷，估计自己连80分都得不到。老师的工资要看学生的成绩，老师们为了自己的工资，只管有希望升学的学生。普通班是没有学生能考上高中的，他们对高中已经放弃了。虽然人还在学校，可学生自己也不清楚再学下去是为了什么。学校里的生活跟他们在家里的生活是分开的，家长的意思则是：如果考不上大学，上学是没有什么用的。
在广西当过几年老师的卢安克，对中国教育的印象是：教育，只是为了满足一种被社会承认的标准，不是为了小孩。小孩在满足这个标准的过程中，脱离了他的天性，脱离了他的生活。他不想继续跟学生一起奔跑着参加这场竞赛—————这场一直匆忙地奔跑着，最后自己都不知道跑的路是不是属于自己的竞赛。
他想专门研究这样一个问题：怎样的教育才能让小孩的身体、心理和精神获得健康。
卢安克自己跑到林广屯广拉队，向他学生的父亲租下一间没人住的泥瓦房，作为办事处新址。他一次付了两年的房租，月租金10元。
县上的干部极不愿他一个外国人，跑到那么偏僻落后的村里生活。他为了不让县上的领导知道，偷偷搬到屯里去。
他教的学生，甚至连小学都没上过。他在教给他们普通话和一些简单知识的同时，着重试验如何改变他们，使他们有主见，有梦想。如果仅仅靠教育手段，是改变不了的。他改变他们的方式是跟他们一起生活，他要给他们看到：在一样的环境中，我能做到跟环境不同的东西。
有一次，因为分田的事，另一个屯的人打了林广屯的人。那天卢安克正好从外边回来，看见那个被打的人躺在田里，淋着大雨，什么反应都没有。他的亲戚来了，只是把他盖好。卢安克问：“怎么把他留在这，快送医院。如果没钱，我来出。”别人说要把人留下来做证据，还说要等什么领导过来才能决定。村民用8个小时大声讨论，但却没有意识到应当先救人性命。天快黑时，他们才同意和卢安克一起带受伤的人去医院。
事后，他和村里人讨论这件事，看法不太一样。但村民们已经知道，他们的看法，不是惟一一种，以前他们想不到其他的。
卢安克开展的教育活动不是办学，参加活动的小孩不能拿到任何毕业证书，卢安克除了在学生家里混顿饭吃外，不接受任何费用。
教育活动的内容也不是老师讲课，也不是学生听课，更不是分开上不同的课。开展的活动是要大家一起实践的项目，项目就是孩子自己想出来的梦；
学习的目的是让小孩发现自己的才能，让小孩在生活中找到根据自己的个性的做法和生活任务，让他们能够根据自己发现的需要做事……
来上课的，全是没上过学的女孩，而且听不懂普通话，只能说壮话，而卢安克又听不懂壮话，只能说普通话。开始几天，有大人帮忙翻译，但他们理解不了卢安克的想法，总是对学生说：“看，卢老师多伟大，他来这里和我们一起生活，解决文盲问题，让我们村富裕起来。”
卢安克问他的新学生：“你们有什么想法、有什么梦想？”结果帮他翻译的人翻成：“你们都要坐在这里，老师在那边给你们教，你们好好听他的。”
自打卢安克开课起，他的家就成了村里的“热点”，非常闹哄。
第一个月，屯里和屯外的大人跑来看他搞什么。他不认识的大人在他上课时，站在旁边大声地讨论，也大声地对他的学生说话。老人对学生说：这种教法没有用。他和学生请大人安静时，他们又说：我们是本村人，我们就随便一点吧！有时，因为教室里喝醉的人声音太吵，他们只能提前下课。要是他们换一个地方，村民们也跟着他们。
过了两个月，大人们的好奇感才过去，但他的学生兴趣却越来越大。卢安克先从拼音开始教学生普通话。因为停电，他们每晚点柴油灯上课。在掌握一些拼音的基本知识后，他让每个学生讲出自己的故事，翻译成普通话后，由卢安克用拼音记下来。这样，每个学生都有一篇和别人不一样的拼音课文，因为是自己的故事，所以很熟悉，练习念时，也不用说出课文的意思，她们已经知道了。
卢安克认为，城里孩子缺的是动手，可农村学生缺的是独立思考的计划工作。所以，学生告诉他学普通话是为了去打工时，他就让她们用讲述的方式计划她们梦想的整个工厂。
卢安克让孩子们讲将来打算做的事情，然后一起慢慢分析，讨论怎样实现。
有一天，他们练习做房子模型，卢安克问：“这是我们的房子，那邻居的房子该怎么放？”他让学生把整个村的房子，都放在各自的位置，又画出怎么走到各家的路，这成了学生见到的第一张地图。第二天，他又领学生上山，根据看到的情况修改地图。
过了一段时间，卢安克问学生：怎样才能在图上，计划改造队里的环境？学生说最难受的是路。队里实际上没有路，人都在排水沟里走，有太阳时又晒又热，雨天又不能走。卢安克和学生一共设计出3条小路：雨天人也能走上去的路，根据人和水牛不同需要的路，边上需要种树的路。
卢安克的哥哥知道学生的方案后感动了，他马上用2800元人民币鼓励弟弟实现学生的计划。
接着，他们贴出一份报告：1，卢老师的学生做了一个要改造广拉队的设计方案。根据这个设计要修好队内的主要3条路，还要在队内种一些树；2，卢老师的哥哥为了鼓励我们队实现学生的设计给我们队出410欧元。如果2002年11月前没有完成，就要退这个钱，让他资助其他地方的项目；3，现在我们请广拉队的同志们提出实现学生设计的方案，就是说怎么管理和花410欧元（材料／工资），怎么安排劳动力等；4，如果有人用卢老师的哥哥出的钱搞项目之外的事（比如借给别人、请客等等），卢老师就要停止在广拉队的教育工作。
事情一下就在村里闹开了，队里人看到报告后立刻开会，然后行动起来修自己的小路。卢安克的学生是小路的设计师，在村里感到很荣耀。她们第一次为了设计课紧张起来，忙着参加她们原来说没有用处的学习。
这时，卢安克教数学，学生接受得特别快，很快计算出修小路需要多少袋水泥、多少沙子和每个人要扛多少等等。
这条宽仅0．6米，长不足300米的小路如期竣工，广拉队家家户户都有人参与了筑路。人人都觉得很自豪。
现在，林广屯的人习惯了有卢安克的生活。
刚开始常常影响他上课的人，现在天天来关心学生有没有上课，因为他们觉得，没有他们的活动，好像村里少了什么似的。小孩不愿意跟父母说的话，爱跟他说。他现在每次离开屯里，学生都会哭，他们觉得，卢安克走到外边，就再也不会回他们那个穷地方了。
卢安克现在的开销是由父母给的，每年4800元人民币，其中22％用于复印资料寄给别人，40％用于捐款，38％学生和他个人用。他的生活很清苦，但他说他不需要钱，他从事的工作是精神性的，钱帮不上什么忙。
别村的小学老师觉得他非常奇怪。有一次见到他，他在地上写道：不喝酒、不抽烟、不吃肉、不赌博、不恋爱。然后看着这些字问他：你还为了什么生活？如果没了这5种享受，我们一切的生活目的就没有了。你会不会签名一辈子不要这些？
卢安克想帮中国发展教育。他将自己的教育实践称为综合实践课，每隔半年，他都往有关的教育部门寄一次他的研究成果，但没人理他。
没政府官员或专家来找他，找他的人，都是对他个人感兴趣的。
他对许多媒体对他的报道不满意。他说媒体感兴趣的只是在农村生活的外国人，没有什么用。他希望媒体报道他教育研究的东西。
由于长期营养不良，加上总在生活条件很差的村民家里轮流吃饭，他不幸得了肝炎。今年2月份，他到北京办事时，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。3月初病一好，他就马上动身回到了林广屯。
“我想以后不教普通话，不教项目外的东西，而是全部做项目，在活动的过程中教她们。项目是根据学生的才能，根据环境的需要来定，我还想在坡拉乡，再多几个村子来做。”
卢安克，一个德国人，以一人之力，在做中国教育最需要但没有多少人做的事！
(责编：刘金兰 作者:董月玲)
